2004，期刊上的文学中国
2004年的中国文学好像已被“80后”、“记忆文学”等概念炒作和影视改编等一阵阵凶悍大潮所覆盖了。在书商们吵嚷的炒作以外，我们去哪里1窥文学的真面？传统的文学期刊仍保持了文学原创阵地的纯洁性，故此曾有人说：出书易，出名也易，要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出稿难。 今天的作家和文学创作徘徊在“坚守”（坚守精神高地）与“合谋”（与喧嚣的商业合谋）之间，文学所出现出的面貌也是这样矛盾重重。
记得马原在某次访谈中说：今天即便1本畅销书，也就是几万的发行量，最多不过2、三十万，相对十几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万分之一、2这个几率几近可以疏忽不计。他表示：如果仅为这微不足道的几率写作，他不愿意。 其实，这个低几率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1是在一个愿望飞扬的消费社会，文学根本没法挣脱“消费”这类新的时期伦理，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与商业合谋；2是文学失去号召力以后，部份相对严肃的创作主体像马原一样选择淡出。 愈来愈少作家是沿袭内心深处神秘的召唤而写作的，孤独地坚守精神高地还是与喧嚣的商业合谋，这类决定将文学逼入为难的处境。 主题――消费时期的焦虑 现代性的焦虑 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格非在沉积了十年之功后推出了他的新长篇《人面桃花》（《作家》长篇小说夏季号）。《人面桃花》具有完全的故事面貌。父亲的离家出走和一个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的“表哥”张季元像谜一样吸引着年轻美貌热血沸腾的秀米走上革命之路，以豪情的身体投身到为自由而战中去，她向往的是天下大同的桃花源。这部书写历史的小说试图叙述出乌托邦的真相，宏大的革命历史被叙述为个人奋斗史，无论是理直气壮的革命还是隐含个人目的的造反，其最后结局都像那幅“正在熔化的冰花”，这也正是女主角秀米的过去和未来。恰好应验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所述：“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桎梏当中。”小说中的女性绝不例外地处于第二性的弱势地位，到底摆脱不了被男人看的位置。没有自由同等从何谈起？ 阿来的《随风飘散》（《收获》5／2004）是个意蕴复杂的文本，提供了宗教、阶级和社会历史等多种角度浏览的可能。比格拉和恩波之间因兔子之死产生的私人矛盾更加尖锐的，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给人内心带来的冲突。在一个宗教信仰由来已久的地方，强即将佛像推倒，给世道人心以坍塌性的冲击，精神家园的丧失所带来的后果，乃至比形体上的流离失所更加严重。人们的灵魂失去皈依的同时，诚实、仁慈、正义、真诚和爱等美好宝贵的品质，均遭到了严重的挑战，留给叙事者的是无白癜风怎样才能治好穷的欷歔、惋惜和怀想。文本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 导读： 陈笑黎的《符号》（《花城》2／2004）、王松的《红莓花儿开》（《收获》4／2004）、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3／2004）。 情感的焦虑 情感焦虑是消费时期的书写重心，与80年代侧重刻画心灵世界所承受的爱情煎熬不同，如今大写的是曾隐蔽的身体的愿望。情欲关系的叙述从精神层面的爱欲降落到物资层面的性欲。 身体本身不但包括着政治权利关系，也包括着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身体既可以是女性进行性别反抗的武器，也是女性获得经济地位的工具。请看叶弥的《小女人》（《钟山》1／2004），凤毛曾敢为内心涌动的某种不甘而以生活不和谐的理由消除并不算坏的婚姻，但在下岗失去经济来源以后，却1心计划着用自己行将枯萎的身体，去换取一个稳定的归宿。 更加直白地演绎这类观念的是盛可以的《青桔子》（《天涯》3／2004），虽然小说叙事还嫌僵硬。桔子除娇好的身体以外一无所有，而她的准妯娌周莉却有一个当场长的父亲，所以她只能跟长得不好的余少虎处对象，周莉却可以跟英俊的余少龙。同因余家兄弟堕胎，周莉得到的服侍完全是产妇式的，而桔子却无端地遭受她们的闲言闲语。她们同时摆结婚酒，新居和家具却不一样。桔子只好动用身体资本，她通过分别跟家公和余少龙发生关系获得了与周莉一样的结婚待遇。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李铁的《出墙的红杏》（《北京文学》7／2004），红杏因与上司吴大手之间的身体关系而稳住自己开天车的职位，当新手小叶被安排来做她的同事后，红杏难免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结果反而掉进了自设的骗局。 金仁顺《爱情诗》（《收获》1／2004）叙述一个叫赵莲的侍应小姐与两富商兄弟之间的奥妙关系。弟弟安次给赵莲背北岛的诗歌“即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的朝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交出现在／决不交出你”使她对他心存空想。已婚的哥哥安首想买赵莲青春的身体而她执意要把自己的清白交给未婚的弟弟。而在安次那里，赵莲一样只是爱情的错位，是愿望的转移。在消费时期，爱在愿望叙事中被悬置了。 阿成的《丑女》（《上海文学》5／2004）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地表达了男人眼中女人美色的重要性。仅仅由于没有姿色，水仙的人生比他人艰苦崎岖很多，用尽心机博到无冕之王的职业，她仍然不能不嫁给煤城那个丑老公。现实生活中她连空想的权利都没有，虚拟的络给了她这个机会。但是，当他们约见时，男方缺席了并从络上永久消失了，像梦一样不留痕迹，给敏感多情的水仙当头一击。 导读： 周瑾的《被世俗绑架》（《花城》1／2004）、孙惠芬的《岸边的蜻蜓》（《1／2004》）、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作家》2／2004）、陈笑黎的《抱住》（《花城》2／2004）、映川的《我困了，我醒了》（《人民文学》6／2004）、戴来的《给我手纸》（《人民文学》4／2004）、锦璐《双人床》（《当代》2／2004）、鲁敏《男人是水，女人是油》（《人民文学》8／2004）、津子围的《小温的雨天》（《中国作家》5／2004）等小说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情感的错位和困惑展开思考。 身份的焦虑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关系是由熟人络中产生的。而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性使得身份成为一个问题，关于身份的焦虑也随之而来。现代社会正在使我们逐渐迷失，乃至我们已丧失了确认自我的能力，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就像《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老头子李4至死也未被孩子们认可一样离奇，刁斗的《身份》（《花城》3／2004）叙述了一个名叫于非愚的男人出1次长差回来后发现自己的位置已完全地被另一个也叫于非愚的男人顶替了，不管他如何解释，他的妻子、儿子、上司、外父母和父母都不肯认为他就是那个于非愚，就连借他房子住的好朋友张巍也不由得要产生怀疑而委宛地将他驱逐出去。最后，身陷绝境的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只好接受了“妻子”任杰和她丈夫“于非愚”的安排――― 去冒充于非愚死于矿难的堂弟于飞龙的位置，令于非愚吃惊的是他更适应的正是于飞龙的位置。 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当代》3／2004）的题材与此类似，狗小由于寻觅丢失的自行车而与一个整天寻觅丢失的儿子的父亲相逢，父亲开始误以为狗小是自己丢失的儿子而不断地造访狗小贫困的家，后来，几经协商各怀鬼胎，狗小的父母同意将狗小让给这位父亲当儿子。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各得其所虽然彼此心知肚明，狗小沉醉在富饶的物资世界中再也不绕道去看贫困的父母和弟弟。物资取代了亲情，取代了我们传统的伦理价值。 苏童的《手》是个精致的短篇。小武汉抬尸体的职业被公然以后，他的手就幻化为一种与死人相干的符号而失去了很多权利，他好不容易处的谈婚论嫁的对象跟他吹了，牌桌上的朋友拒斥他，连三岁的孩子也阔别他，他走到哪里轻视就跟到哪里。被职业害苦了的“小武汉”一气之下辞了职，但是，所有的境遇并没有改变，孤苦无告的小武汉跟财神一起去贩毒，在被判死刑前接受采访摄影时大家才第一次在电视上仔细打量小武汉的手――― 一双白净秀气的手――― 一点也不像是抬死人的手。 导读： 艾伟《中篇1或短篇2》（《当代作家评论》5／2004）、麦家的《两位富阳姑娘》（《红豆》2／2004）。 致命伤――盲目高产、罗唆、小器 盲目高产 高产正像电脑病毒一样在作家队伍中快速沾染，写得太快太草率已成为我们时期的通病，这也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对数字和效力片面寻求的必定结果。高产本身并不是坏事情，问题的关键是质量。海明威曾谈到有许多办法可以把作家毁掉，而“第一是经济，他们挣钱……这就写坏了。不是成心写坏，是由于写得太快。” 在我国，通常一名作家只要超出发表和出版的门坎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名字正在以遮天蔽日的姿式席卷而来。一半以上的青年作家几近每一年都能写一个长篇或好些中短篇。固然，在这个进程中，的惰性和惯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刊物对名家稿子的宽容乃至纵容，使得作家几近意识不到自己承当的使命。能够为神圣的理想而舍弃当下的数量的作家和肯在精神上冒险、在语言上历险的作家正在濒临灭绝。 十年磨一剑成为遥远的神话遭受鄙夷。在以消费驱动的商业社会，我们大家都被捆绑在速度列车之上，已没有几个作家仍旧心怀写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理想，所以大部分长篇都显示出虎头蛇尾的草率，部份中篇内部存在着明显的重复的印迹。正如陈村曾说，随着书写工具的变化，写作速度愈来愈快，到电脑时期，作品都带着同一股软件的味道。电脑复制的快捷使模仿和自我模仿变得容易，乐于斟酌的文学传统已完全地被遗忘。对作家蓄意谋杀读者时间的行动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 作家自甘成为匠人，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难度指数上重复操练。一味渴望的是成功，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是著作等身，是一挥而就的快感。作家们对已写就的作品并没有修改的信心，所以需要不断地以新作品来覆盖，循环往复，以名字高频率的出现来制造名家的视觉冲击效果，乃至不惜以诗外工夫来吸引读者快速转动的眼睛，他们最畏惧的莫过于被遗忘，由于被读者遗忘就意味着被市场遗忘、被利益遗忘。 罗唆 综观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罗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小说大家王安忆的《一家之主》（《大家》3／2004）、莫言的《养兔手册》（《江南》1／2004）等作品也未能避免。 罗唆致使空洞，这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同时也正在侵入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肌白癜风能看好吗体当中。部份作家误以为叙事罗嗦节奏拖沓就是细节描述，就是写作功力，乃至以为细节就是不厌其烦地展显平常杂事，就是捕风捉影般的细碎疏松的场景描绘，就是技术主义主宰着的毫发毕现的所谓的真实感。却不知真实来自公共性体验而不是个人经验和隐私。真实就是气力，没有简洁就没有气力。繁复、罗唆，将任何一个可能的空间均用没有所指的能指填满，不将任何可能留给读者是注定要失败的。 大概是由于稿费按字数计的弊端，作家们不自觉地就将短篇写成了中篇，中篇写成了长篇，长篇写成了三部曲。梁实秋先生曾感慨：好的文章未必短，坏的文章1定长。我觉得我们正在丧失以很小的体积容纳完全的心灵图景的能力。如果作家们都能以女士减肥的热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瘦身，使之变得清洁干净，我想文坛的状态可能会比现在理想。 小器 与罗唆密切相连的问题是小器。经验正在将我们俘虏，向经验屈服使我们沉沦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临摹中，小说家变成了个人隐私的贩卖者，浏览由审美变成了窥私。作家坐在自己的电脑眼前，理直气壮地将读者臆想为近似白痴或窥私癖，对读者的智商缺少最少的尊重已成为作品向纵深处潜行的障碍。 叙事囿于经验的狭窄体积以内没法升华，没法抵达存在，使得作品小器，打不开。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道：“存在并不是已产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沉思。”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如此热销，他作为一个话题还在延续地热着，但是，他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却并未被有效地吸纳。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收获》5／2004）虽然在开篇致力于要写出一种大世面来，但几个回合以后马上显现出新写实派的驾轻就熟。 现今充斥刊物的是小叙事、小气象、小感觉……小叙事在对抗启蒙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有效性上功不可没，但发展到今天，小叙事泛滥成灾，小叙事日趋锐变成围绕时尚消费旋转的身体叙事，锐变成窗帘之内私生活的逐一摆设。小叙事因精神向度的持久缺席而演化成单边的身体秀，其功能也势必大打折扣而遭到质疑。身体叙事面对的逼仄的叙述领域湮没了更宽阔更真实的现实存在，其津津乐道的身体细节已让读者产生深深的浏览窒息感。 主题以外的独立写作――好作品推荐 《咱俩不能死》（《大家》5／2004）是刘庆邦小说中比较特别的，背景还是枯燥乏味且随时有危险光临的矿井，一对青年矿工由于随时面临生命的灭亡而产生身体接触，由于身体有了秘密而使他们之间有了温暖的情谊。叙述者既没有渲染这类同性的性行为，也没有对此进行道德评价，力求客观的叙事使矿工的生活跃然纸上。 王跃文《乡村典故》（《当代》2／2004）乡村气味浓郁，趣味十足。小说写一个叫陈满生的农民由于牛丢了而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却发现牛是被自家的侄子偷走卖掉做赌资了，他想撤销案件未果，去了报案费，侄子涉赌被抓花了好多钱才赎出来，最后落下“满叔赢官司”的典故。作品对乡村权利的荒诞描摹得栩栩如生，蕴涵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对农民的生存哲学和辛酸的生存境遇非常了解，小说语言充满黑色幽默，又贴近生活语言，活泼动人。 能够从当下经验叙事模式中有所超出的，是陈希我的《抓痒》（《作家》长篇小说春季号）。文本显示了极端叙事的功力，鄙弃了一切外在的因素，直接进入我们的内部细部，不仅是身体的、也是灵魂的。当所有的物资问题解决以后，精神问题接踵而至、排山倒海，谁能真正完全地解决？ 现实世界终究没有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乃至也没有他们的葬身之地。追问会让现实为难，让现实理屈词穷。但追问却是灵魂的本能要求。在冲突的夹缝中苟活―――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抓痒》以离奇的想象和残暴的细节抵达生命内部的真实。通过对性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时期的关键得以出现。如果简单地将《抓痒》看成是反应婚姻内部的情感小说，那太轻巧化了。《抓痒》透视的是人内心最丰富处、细微处的动荡，这类动荡是颠覆性的、是不遗余力的，是外部物资没法平复的，它与生命的本能相干。在每一个堂皇的外表底下遮盖的是一颗混乱的心，一堆不堪的思绪。 须一瓜的《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上海文学》3／2004）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疆域，由于家公偷窥儿媳洗澡而将本来宁静美好的家庭生活打破了，爱与恨相互交织成无所不在的，剪不断，理还乱，文尾父亲仍然在晒丝瓜瓤准备给儿子媳妇做席梦思床的细节意味深远，昭示着亲情仍然坚韧恒久地存在。 韩少功在《小说2题》（《上海文学》9／2004）中仍然坚持宝贵的探索精神。《801室的故事》对小说叙事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新探索，情势感较强。《是吗？》在凸显人性阴暗地带的进程中对个人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月光2题》（《天涯》5／2004）一样展现了他对跨文体写作的探索，文体对他已不再是写作的藩篱，他已到信手拈来的境地。与其说这两短篇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淡淡的忧伤情绪随月光流淌，应证了苏轼所言：灿烂之极归于平淡。 张承志、崔卫平、翟永明的某些随笔，北岛的《世纪金链》（《收获》）、卢岚的《塞纳河畔》（《作家杂志》）等专栏耐人寻味，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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